周杰倫

“雙漂”之痛
　　“雙漂”之痛
　　文/《財經信用貸款國家周刊》記者 張耀蘭 李方軍
　　“我關鍵字現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戶口，也享受不到農村的‘地票’，兩邊的福利都享受不到。”
　　歸屬感，正在成太平洋房屋為一線城市眾多農村籍高學歷人才精神世界的空白區。
　　這些從農村走出來的大學以上學歷的畢業生，依靠相對貧瘠的教育資源，在高考的獨木橋上擠掉無數同齡人，最終獲取對於農村人而言最尊貴的城市通行證房屋二胎——考上大學，有的還獲得了更高學歷。
　　按照國家政策，他們把戶口遷到了就讀的大學，畢業時發現，和擁有當地戶口的同學“同學不同命”：選擇留在一線大城市的農村學子，大部分人的戶口無法落在一線城市。而當他們承認現實，想把戶口遷回老家時卻發現，按照國家政策他們的戶口再也不能和父母的戶口為伍，要作為城鎮戶口usb掛靠到當地的鎮居委會。
　　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下，戶口落不到一線城市也回不到農村老家，他們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內，為夢想努力打拼。
　　我們將這樣一群兩邊不靠的新城市人稱為“雙漂”一族。
　　農村中走出的精英
　　已經進入而立之年的媒體從業者蘇果(化名)剛剛參加完北京一場名流雲集的聚會，會間她還抓住機會採訪到一位房地產大佬，與他暢談中國經濟走勢。聚會結束後，一身盛裝的她拖著疲憊的身軀，乘坐地鐵回到自己10多平方米的出租房內。
　　1983年出生的蘇果，來自山東煙臺蓬萊的一個小村子，本科和碩士都就讀於北京大學，碩士期間還同步攻讀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雙碩士學位。一路過關斬將把名校讀完，蘇果無疑是農村大學生里的佼佼者。
　　2011年留學回國後，蘇果幾經輾轉找到了北京一家媒體單位。解決北京市戶口，是這份工作對她的最大吸引力。
　　然而，一個硬指標將她攔在門外——必須要在國外獃滿360天。蘇果少獃了近2個月。“這個規定是2009年才出來的，而且出得很低調，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很多同學也都不知道。”蘇果一臉無辜。
　　蘇果提早回國，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這個留學機會雖是兩校的聯合項目，但需要學生自掏國外的學費和食宿費用。“15萬元左右的學費加上5萬塊錢生活費，是父親跑長途貨運的辛苦錢。”作為家中老大，蘇果那時還有一個妹妹在老家讀高中，從小就知道替父母省錢的蘇果為了減少開銷，在課時結束後就回國了，連論文都是在國內完成提交的。沒承想，這一省卻省出這麼大的問題。
　　現年30歲的蘇果剛剛登記結婚，她和老公都沒有北京戶口。這讓她對未來少了幾分安全感，她現在已經在擔心將來孩子的戶口問題。孩子出生後戶口同樣只能落回老家，就讀和異地高考問題接踵而來。
　　始於上世紀的“留京指標”，是北京市為了非京籍生源解決戶口設立的。2013年，北京市給予應屆畢業生的留京指標仍維持在1萬個。蘇果一度想離開，回到自己的家鄉煙臺或是婆家無錫生活。
　　充實而疲憊
　　當蘇果計劃前往二三線城市的時候，已進而立之年的李唐(化名)正從二三線城市來到北京工作。
　　他和蘇果有一個同樣的身份：就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不過，他的求學經歷要遠比蘇果坎坷。
　　李唐來自鄂西南的山區，作為村裡僅有的高材生，李唐至今仍清晰記得當年每天徒步走三四個小時山路到外邊鎮上去讀初中、高中的不易。由於家境困難，交通不便，他們村裡的小孩絕大多數都放棄了求學，外出打工。李唐說，他是幸運兒，靠爺爺奶奶、父母和姐姐五個人不惜一切代價才把他供出來，最終成為村子里的第一個大學生。
　　本科畢業後李唐回到當地的一個大型民營公司上班。然而，企業中複雜的人際關係讓他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義所在，而這個時候因為家鄉的旅游開發使得家庭經濟條件有了好轉，於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選擇了讀研，來到北京尋找自己的夢想。李唐並不後悔當初的決定：“北京不是特別看重家庭背景，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至少在北京，我不需要去依附誰，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而談到戶口，李唐感到有點受傷：“上大學後，要求把戶口和檔案從農村轉入所在的高校，畢業後我想把戶口再轉回農村，結果發現只能作為城鎮戶口落到當地的鎮居委會。”這種居民戶口其實更多是掛靠的意義，意味著村裡面有這個人，但是享受不到分配土地和各項農村補貼。至於土地被徵用後的補償金也和這個人沒有關係了。
　　現在像李唐這樣讀完大學後失去農村戶口的不在少數。按照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農村戶口可以遷出但不能遷入，地方上大多採取給予“居民戶口”的方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一政策被再度明確。公告指出，“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使得農村戶口的含金量進一步提升，但這些李唐已經享受不到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顯然，北京位於被“嚴格控制”的“特大城市”之列。由於北京戶籍與住房、消費(如購車)、教育、社會保障等直接掛鉤，對於北京戶口的競爭尤為激烈。“我現在既不可能拿到北京戶口，也享受不到農村的‘地票’，兩邊的福利都享受不到。回，回不去；留，留不下來。”
　　現在的李唐住在北京一個10平方米的出租房內，工資的三分之一交給了房東，三分之一寄到了家裡，餘下的錢夠自己吃飯和最低標準的消費。
　　“找回尊嚴”
　　“不甘心”是蘇果暫時沒有離開北京的主要原因。一位要好的同事知道蘇果想離開北京後對她說：“你讀了這麼多名校，從中國讀到歐洲，難道就是為了回小地方安度晚年嗎？”
　　是啊，蘇果背負了太多的期望。也因此，蘇果開始做另外一個打算，讀博。讀博3年後，可以應屆畢業生的資質有再次獲得北京戶口的機會。
　　不過，2013年北京市政府頒佈的一個被網友戲稱為“年齡控”的政策，再次讓蘇果的計劃開始緊迫起來。此項政策規定：應屆畢業生本科生不超過24歲、碩士生不超過27歲、博士生不超過35歲，超過這個年齡限制的非北京生源畢業生，將不能留京。官方對頒佈此項政策的原因解釋為：調整北京人才隊伍年齡結構，優先給年輕應屆畢業生更多留京發展機會。
　　這意味著蘇果如果選擇從現在開始考博、讀博，在35歲之前沒有拿到博士學位，仍會再一次與北京戶口擦肩而過。
　　一直在猶豫自己是離開還是堅守的蘇果，在去年妹妹報高考志願的時候，還是百般游說其填報了北京高校。蘇果此時似乎將自己在北京的難處置身於事外：“北京的機會多，資源多，對她未來的發展有好處。”2013年的“十一”，她帶著妹妹逛北京城，看著興奮的妹妹，蘇果忽然意識到，從上大學算起，自己客居北京已經快10年了。
　　同樣是在2013年的“十一”，李唐回了一趟老家，他拿出自己所剩無多的積蓄，給父親買了一件羽絨服，給母親買了一雙鞋，給奶奶買了一個助聽器，給姐姐的小孩買了書包和一堆書。為了供他讀書，這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曾為他傾盡所有。
　　李唐臨走前偷偷地把家裡的一個賬本拿了回來，那上邊密密麻麻地記錄了他上學以來找別人借錢的數目，雖然現在靠全家人的努力已經都還清了，但他每一次看見，眼前就浮現出父母出去找人借錢時堆起的笑臉。李唐說，每次一看這個賬本，他就有了在城市裡繼續奮鬥下去的動力。父母為他上學丟掉的尊嚴，他要在城市裡找回來。
　　高知“蟻族”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張耀蘭 李方軍
　　以學歷資本為代表的文化資本，在中國階層晉升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及機制究竟是什麼
　　2007年至今，廉思對於“蟻族”的跟進式調查，已經6個年頭了。這6年無論是研究者還是被研究者，都發生了很多改變。
　　6年裡，廉思讀完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後，到了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擔任副教授。廉思的身體開始發福，廉思課題組的團隊換了一撥一撥的人。
　　“蟻族”曾經大量聚集的唐家嶺拆了，電視劇《蟻族的奮鬥》中的唐家嶺只存在於一代“蟻族”的記憶中。後唐家嶺時代里，當年的“蟻族”一部分散落到北京城市的各個角落，一部分去了外地或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關於奮鬥的故事換個場地，繼續上演。
　　廉思最新的調查發現，“蟻族”的變化讓人喜憂參半：群體規模在增大，學歷層次在提高，聚居類型在變多，經濟狀況在改善，權益保障在增強。另外據廉思的調查數據，“蟻族”群體中研究生學歷比例又有所提高，達到7.4%，“碩蟻”正成為一種新趨勢。
　　然而廉思也發現，“蟻族”的住房條件依然差，生活環境依然存在隱患，社會不公平感仍然強。正是對於“蟻族”現狀的擔憂，讓廉思一直保持對“蟻族”的持續關註。
　　城市新移民
　　廉思的思路是在不斷地調研過程中隨著調研主體的變化而形成的。
　　隨著調研的深入，廉思發現“蟻族”的範圍開始擴大，與白領的重合度越來越高，相當一部分人“白天是白領，晚上是蟻族”，他轉而開始關註“白領”群體。
　　在這個過程中，他又發現“蟻族”和“白領”大都屬於在改革開放之後社會流動加快的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階層，於是他將研究的視野擴展到青年移民群體中的第三種人——農民工。2012年5月到10月，廉思帶領課題組完成了北京新生代農民工調查。
　　正是在這些循序漸進的調研中，他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城市新移民。
　　由廉思主編的中國第一部青年藍皮書《中國青年發展報告》2013年出版。在“轉型‘三峽’中的新移民宣言”一章中，作者將“城市新移民”定義為：年滿16周歲且1980年以後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沒有取得該城市戶籍的中國大陸地區居民。“戶籍”成為一個最重要的考量指標。
　　研究報告指出，這一群體具備“雙重邊緣人，難融入城市，難重回鄉土”、“群體規模龐大，內部分層且聯繫緊密”、“輿論表達銳化，爭取話語權利”、“住房條件較差，聚居特征明顯”等特征，明顯區別於城市青年和農村青年。
　　廉思在近6年對新生代移民階層的實地調查中發現，白領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和需求最高；其次是作為第二梯隊的“蟻族”有可能融入，因為有上升的可能性；最後是農民工，他們最不可能融入。
　　根據廉思課題組的保守估算，當下中國城市新移民的數量高達1.5億人左右。他們既是社會變革的推動者，也是社會變革的承擔者。他們既有青年的特點，也具移民的特質，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他們在夢想與現實間彷徨奔走，在機遇與挑戰中艱難前行。
　　“知識”與“力量”漸行漸遠
　　廉思認為，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三個重要的拐點：第一個是以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開始消失為標誌的劉易斯拐點；第二個是以人口撫養比的止降反升為標誌的老齡化拐點；第三個是以中國內地城鎮化率突破50%為標誌的城鎮化拐點。這三個拐點的同時出現，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指標性信號，使轉型的中國面臨著更多更大的挑戰，對當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尋常的深遠意義。
　　在2009年出版的《蟻族》一書中，廉思首次提出“蟻族”的概念，第一次向社會揭示了“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生存狀態。廉思認為，“蟻族”的出現，折射出中國現代化背景下“知識”與“力量”逐漸背離的趨勢。
　　從八九十年代農民工的艱難生存狀態，到21世紀初“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成為弱勢群體，再到近幾年“蟻族”和“白領”的重合程度越來越高，又到現在“蟻族”不斷地向碩士畢業生、“海歸”等群體蔓延。知識與力量背離的趨勢愈加明顯。
　　以學歷資本為代表的文化資本，在中國階層晉升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及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也正是廉思研究高校青年教師的深層次邏輯——與“蟻族”相比，高校青年教師在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上具有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師卻又處在知識分子里相對低端的位置。
　　通過深入調查，廉思得出來的結果是令人震驚的。
　　在他主編的《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中，在被問及“您本人是否願意從事目前的高校教師工作”時，高達68.8%的受訪者回答“否”。同時在調查中廉思課題組還發現，該群體最不滿意的方面是住房政策，“單位住房分配或賣房補助政策”得分最低。而更為弔詭的是，高校青年教師心目中理想職業比例最高的竟然是公務員。
　　廉思分析說，當前高校教師的相對經濟地位近年來不升反降，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和住房、醫療以及子女教育等問題已成為影響青年教師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
　　從“工蜂”的例子來看，當前市場對資本要素的青睞，使得知識、智力、技術備受冷遇，這讓一些有家庭背景的青年群體擁有了先天優勢，和有知識有能力沒背景沒資產的青年群體之間划出一條鴻溝，同時也堵住了社會中下層“知識改變命運”的上升途徑。
　　廉思認為，目前中國社會正處於縱向流動艱難，但橫向流動順暢的階段。橫向的快速流動導致新移民階層的形成，而縱向流動的艱難，也導致了新移民階層的困境，而隨著“知識”與“力量”的背離，這種困境還將不斷地向更高層次蔓延。這也正是廉思開始調研“海歸”生存現狀的內在原因。
　　中產路障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李方軍
　　一個家庭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轉化成下一代的文化資本
　　2003年，教育部實行高校擴招的第一屆畢業生步入社會。此後10年，大學生就業困境逐年凸顯。
　　教育擴張是否推動了教育平等？關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認為：“教育擴張並不能導致教育機會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優勢地位群體還有可能去提高他們的教育機會，教育機會不平等就會維持。”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教育擴張創造的新的教育機會通常被優勢地位群體的子女占據，他們擁有的經濟、文化、社會和動機資源，有利於他們抓住這些新產生的機會。“只有當優勢地位群體在某一級別的教育中達到飽和——比如80%以上的上層階級子女都能上大學，這一級別的教育不平等才會下降。”
　　這一已獲得多國比較研究結論支持的假設在中國似也得到證實。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根據數據分析得出：大學擴招沒有減少階層、民族和性別之間的教育機會差距，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仍在擴大。
　　廉思在調查中發現，大學畢業生的學歷和其父母的家庭收入有直接關係——收入越高，學歷越高，越能上985、211等重點大學。“這說明我國的社會階層固化現象在加強，貧富家庭的孩子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一個家庭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轉化成下一代的文化資本，也就是學歷。”
　　廉思課題組的統計數據顯示，年收入20萬元及以上的家庭與年收入1萬元以下的家庭中，孩子擁有本科學歷的比例分別為53.7%和36.5%，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分別為25.9%和7.7%，能夠進入“211”院校或者“985院校”的分別為35.9%和13.2%。
　　家庭收入差距的影響力還延展到大學生就業領域。當前大學生一齣校園就出現分層，一部分“官二代”、“富二代”依靠經濟、文化、社會和動機資源，獲取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相對安順的工作；一部分擁有一定資源的大學生家長也積極尋求各種能利用的社會關係，為子女謀得一個飯碗；而來自農村家庭和城市貧民家庭的學生，則需要競爭剩餘給他們的就業崗位。
　　2012年，“蟻族”一詞被收錄進入第6版的《現代漢語詞典》，正如廉思所稱，“蟻族”與“工蜂”、“海歸”共同構成了中國21世紀初青年群像的一個側面。
　　2008年後，教育部表示高校擴招過於急躁並逐漸控制擴招比例，然而2009年教育部開始上調研究生招生比例。這又讓“碩蟻”現象初步出現。
　　廉思課題組對於“蟻族”的最新調查顯示，目前“蟻族”群體規模在增大，學歷層次在提高，白領和蟻族的重合度增強，甚至部分海歸、高校青年教師也加入到“蟻族”行列，這一數量更龐大、範圍更廣、層次更為複雜、聚居方式更為多樣的群體，已經成為完全不同於2007年的“蟻族”。新“蟻族”的出現，除了高校擴招以及教育、就業不公平等社會因素外，還有更深層次的經濟因素。
　　1998年7月，國務院頒佈《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簡稱23號文件)，從1998年下半年起全國城鎮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實行住房貨幣化。
　　2003年8月，《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簡稱18號文件)沒有提出實質性的控制房價和投資過熱的措施，倒是把之前的23號文件中有關“經濟適用房是住房供應的主體”改為“經濟適用房是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這意味著政府將“為多數的家庭提供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調整為“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有分析人士甚至認為，該文件對經濟適用房的重新定性也為後來一些個人、組織或群體利用住房改革政策尋租、非法獲利埋下了隱患，同時也進一步催生了房地產熱。
　　2006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有針對性的六項措施(簡稱“國六條”)，提出“規範發展經濟適用房”方針，將門檻提高至城鎮低收入階層，試圖構建一種“最低收入階層靠廉租房，低收入階層靠經濟適用房，其他階層靠房地產市場”的解決方案。
　　廉思認為，住房已經成為城市新移民人生道路上難以逾越的一座大山。“一旦一個人處於住房弱勢，他的方方面面都會處於弱勢，不敢消費，不敢戀愛、結婚、生子，這會影響到這一代人的生命歷程的完整性，也會給他們的心理帶來一定缺陷。”
　　李春玲分析說：“造成當前蟻族範圍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城市房價以及房租的上漲。我們現在看到的蟻族生活非常艱難，比藍領更艱難。這些年輕人的教育和職業能達到中產階級標準，但收入和生活水平並不能達到，所以並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但他們希望能達到中產階級的標準，我們把他們稱之為邊緣中產階級。”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的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十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強調，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建設。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公佈。《決定》沒有提及房地產調控，但《決定》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在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房地產稅立法等方面的提法，都將影響房地產行業的發展。
　　中央對於房地產的一系列政策，為邊緣中產的人生晉級帶來轉機。
　　中國社會分層新考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李方軍
　　一些達到中等收入並從事“白領”職業的人(即客觀指標定義的中間階層)並不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認為自己是“被中間”
　　“邊緣中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反覆強調這個社會學新概念。
　　李春玲說，“當前我們做中產階級的劃分，實際上是按照四個標準，收入、職業、教育、生活水平。一部分年輕人的教育和職業能達到，但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並沒有達到。但他們希望能達到，我們把他們稱之為邊緣中產階級。”
　　社會層級的演化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社會層面而言，“出身論”與“血統論”被打破，恢復高考讓無數青年有了改變命運的平等機會，教育在相當長時間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促進了社會的正常流動，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持續動力和人才支撐。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約15年的時間里，改革的紅利幾乎覆蓋了所有的階層，研究者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國社會正處於一個由高封閉度的身份制社會向較為開放的階層分化的社會轉變過程中，同時，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在我國社會已造就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等級分層社會結構，藍領工人與白領工人之間、白領工人內部中高層白領與低層白領之間在權力、聲望和經濟收入等方面存在著清晰的社會分界線。”
　　而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一些社會分層的研究者們發現，隨著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階層的分化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轉折。研究者指出，進入1990年代以來，由於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中國城市涌現出一個來源廣泛、構成複雜、影響面廣、數量漸多的貧困人口群體，與此同時許多人在一夜之間迅速暴富。到了1990年代末期，世界銀行、國家統計局和有關學者公佈的中國城鎮居民的基尼繫數已經進一步提高到0.35-0.48，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0.4的警戒線。
　　李春玲在《我國社會分層研究三十年》一文中，將1990年代後期看作一個重要的社會分層節點。在《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新趨勢》一文中，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指出：“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一個最突出的變化，就是資源集聚背景下兩級社會的形成。”
　　中產階層爭論
　　從21世紀初開始，圍繞社會分層的爭論開始增多，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爭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由社會學範疇內的學術爭論變成全社會範圍的大討論，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中國是否有中產階層上。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組建的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之後，於2002年初發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報告表示，經過經濟改革以來20多年的社會經濟分化，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一個正趨於穩定化的階層結構，社會成員分化為十個階層。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導致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升級，相應地白領職業迅速擴張而藍領職業逐步減少，從而向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上升流動機會，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社會中間層日益發展壯大，而社會頂層和底層都將縮小，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是由“金字塔形”轉變為“橄欖形”，即以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為主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這個報告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學界第一次對階層關係的變動和新階層的形成作系統性的表述，是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參考，但在當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議。
　　與之觀點截然相反的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2003年，在孫立平出版的《斷裂——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一書中，孫立平提出“斷裂社會”的理論：“整個社會分裂為相互隔絕、差異鮮明的兩個部分——上層社會和底層社會，經濟財富以及其他各類資源越來越多地積聚於上層社會或少數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勢群體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則越來越少，他們與社會上層精英分子的社會經濟差距越拉越大，從而形成與上層社會相隔絕的底層社會。”
　　2006年，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利用“國際標準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對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抽樣分析，結果反映的社會結構是迥異於一般金字塔結構的“倒丁字形”。李強認為：“從歷史上看，從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約20年的時間里，中間階層里的兩個典型群體，管理者和專業技術人員比例變化很小，所以，也很難指望這兩個群體會在短時期里有較大增長。”
　　面對爭論，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課題組的研究數據顯示，1999年中產階層大致占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是每年增加1%。
　　2010年，陸學藝帶領課題組完成《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研究認為，現實發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標表明，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而社會結構仍然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根據測算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落後於經濟結構大約15年，這是產生當前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的重要原因。
　　陸學藝關於中產階層的數據再一次引發爭議，並從學術界擴散到社會範圍內。李強認為22%至23%這一數據過高，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認為中產階級大致占11.9%的比例。
　　作為陸學藝課題組的主要成員，李春玲認為，由於按照不同標準的劃分，導致得出的數據不同。在當時引發廣泛爭議之後，李春玲通過調查發現，一些達到中等收入並從事“白領”職業的人(即客觀指標定義的中間階層)並不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反而認為自己是“被中間”。李春玲說：“陸學藝先生當時是按照職業為基礎來劃分，他把白領劃為中產階層，認為‘蟻族’是中產階層後備軍，但我們現在看到的蟻族生活非常的艱難。”
　　中等收入陷阱VS轉型陷阱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當前一些社會學家從各自的研究角度，不約而同地提出社會建設的理念。
　　2009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孫立平“社會轉型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重建社會——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孫立平在文中指出，最近幾年裡，精英與大眾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結構的形成，同時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生存環境惡化，中產階層成為被掠奪對象，出現了一種“贏者通吃”的現象。對此孫立平表示，要優化社會結構，重建社會秩序。
　　從2010年以來，陸學藝也帶領課題組著手研究社會建設這一重要課題，經過3年的艱辛努力，於2013年4月完成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研究。陸學藝認為，社會建設是中國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階段，社會建設包括改善民生事業、建設社會事業、改革收入分配、加強社區自治、發展社會組織、創新社會管理、改革社會體制、優化社會結構等九大任務。陸學藝指出，建設社會現代化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的戰略任務，發展壯大中產階層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在2012年發佈的2011年度“社會進步系列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現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
　　該課題組提出，要將社會建設作為走出“轉型陷阱”最現實動力之一。要打破制度固化下來的一種利益格局，必須有社會力量參與和介入，民眾的制度化參與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最現實的力量。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對此有專家預測，中國中低收入者社會保障有望改善。
（編輯：SN054）